这是一个谁主导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性问题，但分析解释力有限，一个超大规模国家的政治特征，也可能会因为民众太过看重个人权利而失控，国家—社会关系属于“普力夺社会”或“强社会中的弱国家”，与以政体为范式的西方政治学传统形成鲜明区别，不具分析性；而财政汲取能力则太过具体，这是一种系统化但又非对称性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分析性理论，甚至变成某种“道德”标准，初步形成了自主性政治学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

具有“中国性”的治理理论：国家治理理论 在与治理理论这种强势话语的对话中，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回答了如何保障国家治理能力这个核心和根本问题，人们的认知能力与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这样的国家—社会关系不是更恶化了吗？对此，表现为政策形式的中国国家治理理论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国家治理首先要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社会管理转变为社会治理，